当我翻阅江苏人民出版社新出版的英国Omnibus出版社的经典版本《伟大的西方音乐家传记丛书》第二辑时，自然体会到了经典文化的纯粹。又是十位音乐大师的生活，又是古色古香的风景画、历史图片和人物肖像，让人一下就感到了经典的浓浓诗意，但这种诗意只属于为数不多的怀旧者。
没有现代各种稀奇古怪的观念对音乐家生平、作品的新潮评论，没有这些评论在读者和作曲家及其作品之间设置的令人困惑的障碍。典型的英国式的严谨和质朴还原了音乐家们的时代场景，再造了当时的生活气息。知识分子的文化有福，总是有人花费力气再造它，使之成为经典、成为传统；也总是有人一往情深地留恋它，好像它是可以不断重新消化的东西。
那么，这十位音乐家有什么可值得品味的呢？
许多艺术家生活在个人创造力与贵族赞助制度、商业文化制度或政治高压制度的冲突当中。哪一种制度对艺术家的伤害更大并无通例。不过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达到了在政治高压制度下艺术创作的极致。它见证了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环境里扭曲、压抑又渴望完美的人性。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几度遭到不公正的批判，但他获得的巨大荣誉远远超过了这些挫折。
拉赫玛尼诺夫是19世纪多姿多彩的俄罗斯音乐大师中的最后一位，这些大师以悠长宽广、而又每每充满无言忧郁的旋律表现了有别于欧洲音乐的独到才华，展现俄罗斯的景色气象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。
普罗科菲耶夫是20世纪最多产的作曲家之一，其创作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音乐体裁。拉赫玛尼诺夫一辈子在西方世界放逐着自己，而普罗科菲耶夫不知是出于政治投机心理，还是俄罗斯情结，投入了肖斯塔科维奇早已恐惧厌倦的苏联怀抱。他与斯大林同日去世的一段故事，使他与苏联政治的关系更添传奇色彩。
里夏德·施特劳斯像他的朋友和同时代人马勒一样，享有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声誉。其艺术歌曲，在20世纪的德国，可以说无出其右。和海德格尔一样，里夏德·施特劳斯与第三帝国复杂而自相矛盾的关系，将依然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道德和政治话题，
柏辽兹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创者，他的音乐和一生的爱情故事是浪漫主义最好的注脚。他的总谱丰满华丽，因而转移了一般人、甚至他的崇拜者和评论者的评论见解，使他们不去注意他的旋律的典雅纯正，以及他制造戏剧性对比时的那种贝多芬式的宏伟气魄。浪漫主义的热情并没有削弱其作品的古典主义的严谨和纯正。
德彪西是音乐史上重要革新者之一，并恢复了柏辽兹以后法国音乐失去的独立性和尊严。他把绘画的印象主义带进音乐中，使他的交响乐闪烁着奇妙迷离、变幻无常的光和色，成为诗意朦胧的音画。德彪西崭新的音乐语言，使大小调和声体系趋于瓦解，为20世纪的多调性和无调性音乐、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、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开拓了道路。
德沃夏克的音乐是几种巨大影响———瓦格纳、勃拉姆斯和民间音乐———在他身上完美结合的产物。在他的音乐中，民族主义的感情与古典主义的结构融为一体。德沃夏克的音乐创作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，即民族性只是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物质世界，只有当作品的内容来自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心胸，才能产生伟大而长存的作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理和人种的差异是不应被考虑的。
作为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位巨匠，巴托克在音乐创作、民歌研究和演奏三个领域内，都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。他以高超的技巧将民间音乐和西方作曲手法结为一体，推进了20世纪的音乐实践。
对西贝柳斯来说，交响曲的魅力正在于风格的简练。在30年代的英国，他曾经被许多作曲家认为是当时音乐界惟一值得学习的典范。
威尔第是举世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之一，这个地位是毋庸置疑的。他的本质———原始、纯朴、率直、高尚、热烈———从《纳布科》到《福斯塔夫》始终如一。威尔第奇特的人格也是他伟大传奇的一部分：一方面，他遁世隐居，严肃正直，廉洁不苟，他是宁肯拒绝一笔财产而不肯对其剧本稍加修改的意大利大师；另一方面，他小气吝啬，专横跋扈，不断追求名誉，不断以瓦格纳式的语气向他的朋友发布宣言。在他的家乡，他既是慈父，又是帝王。他比瓦格纳更富有人性，也更接近我们。在瓦格纳展现德意志神话的时候，威尔第讲述了人的命运和悲剧。
十位音乐家代表着十种世界，十种世界都体现出人类精神不同的宝贵侧面。谁都不代表终极，但谁都是一种终极。每个音乐家都有一个丰富的天地，每个天地中都隐藏着一个饱满的灵魂。传统从未向心，未来更为离心。这就是文化的魅力，更是经典的魅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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